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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老将军转身欲走,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,大声吼道:“王震,你不准走!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!”说罢就往前排冲,当即被警卫拦住。王副总理毕竟是军人出身,火气也大。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,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。

    30年前,西双版纳知青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,几个月内,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,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,“知识青年”遂成为历史名词。

    本文的“云南知青”,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。他们总计约10万人,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,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,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: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,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、钟阿城、陈凯歌、邓贤、冯学敏、晓剑等,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;其二是1978年底,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浪潮,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,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。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,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,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,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,却肇始于山川阻隔、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,并迅速波及全国?历史,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?

    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 据《云南省志•农垦志》载:1968年,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;1970年3月1日,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,下辖4个师,32个团,分布于西双版纳、德宏、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,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.4万人,其中北京8385人,上海4.76万人,成都1.67万人,重庆2.44万人,昆明7038人。不难看出,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,来自外省市。

    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,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,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,几经转辗,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,“(李)富春、(余)秋里同志:可考虑这个要求,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。周恩来”。1968年2月8日,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,10个月后的12月22日,毛泽东发表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最高指示,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。

    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:口粮40斤,工资28元,房自盖,菜自种。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,经碰撞、摩擦、浸润、融汇,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:思想活跃、敢说敢做。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,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,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,总数6万余人,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。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,种植橡胶,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,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。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,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: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;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;在招工、招生、参军、入党、提干等问题上,后门风盛行,以至1978年2月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:“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。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:知青不满意,社队不满意,家长不满意,国家不满意。”3月,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、邓力群谈话时指出:“现在搞的上山下乡,不是个长期办法,农民不欢迎嘛!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。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,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中央高层的信息,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?“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,这一切,是从一封信开始的。”将近30年后,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“北上”总指挥丁惠民。丁是上海人,现定居重庆,“写那封信时,只是觉得该写了”。 1978年10月,一封《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》,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,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(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)学校的教师、上海知青丁惠民。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,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“三不安心”问题,认为局面已经“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”,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,丁惠民说:“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”。其时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,知青作为“文革”遗留物,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,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、也拿不稳。 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,寄往国务院。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,自然没有了下文。知青们没有气馁,又写了第二封信,发起者仍是丁惠民。到12月初,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,以它为媒介,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,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,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、上海知青胡建国(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)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。

    恰恰此时,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,引发轩然大波。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,因怀孕难产,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。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,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,却因死得其时,引发数千人游行,激起知青情绪。 12月8日,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,“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”召开。会议目的是:商讨“北上请愿”事宜。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,组建北上筹备组。会后,知青们发布《北上宣言》,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。艰难北上与仓促离京

    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!12月27日,26名代表到达北京,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“要见邓副主席”,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,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    1979年1月10日,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。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,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。丁惠民说,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,气氛不很融洽。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,“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、省调查团的‘谈判’时那样针锋相对。”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,接见代表团的。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,风纪扣紧扣,银发整齐往后梳,拄一根拐杖。大家鼓掌后,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,没想他表情严峻,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,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,接着就是排炮般地严厉训斥,代表们大气不敢出,“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。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,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,你们却闹事,对得起国家吗?……”代表们全懵了,没人敢提返城的事。接见完后,“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,有的代表急得哭了!”

    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。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,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。与白天的接见不同,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,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。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,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、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《巴顿将军》。电影结束后,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,说,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,要热爱她;中央并没忘记那里,恰恰相反,要建设好那里,邓副主席说了,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,资金不够,外汇也可以动用嘛! 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。王副总理风趣地说,晚一点有什么不好,我们当年打仗,在你们这个年龄,哪里顾得上结婚嘛!我可以给邓(颖超)大姐说说,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,到时候让你们走,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! 暖流正在形成,气氛应该是不错的,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,打断了一切。当时,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,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,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,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,他特别说:“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、邓副主席和叶帅了。”说着,老将军转身欲走,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,大声吼道:“王震,你不准走!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!”说罢就往前排冲,当即被警卫拦住。王副总理毕竟是军人出身,火气也大。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,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。(骂话的大意是:你是个捣蛋鬼,你才吃了几天干饭,就不知天高地厚了?等等)场面一下僵住了。双方最终不欢而散。离开电影院,丁惠民决定,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,其沮丧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

    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,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。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,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。同时,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。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,作风务实,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,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,他也流下热泪,并大声说,“孩子们,都起来!你们的情况,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!” 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,1月中旬,四川、上海、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,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。1月15日,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《15条讲话》,其中一条是“知青不愿留下的,都可以回去”。 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“六条”开启了大闸,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。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。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,直至回到昆明,才松了一口气,“就像在做梦,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,告知平安,告知我们回家了!”王庆华说。 这时候,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,几个月内,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,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,“知识青年”遂成为历史名词。